刘以鬯《酒徒》意识流小说改编戏剧｜德导演回归「贫穷」拥抱演出本质

在当代剧场形式中不断寻找突破的，还有塞巴斯汀．凯撒。这位幽默的德国导演半开玩笑地提出「超贫穷极流动剧场」，以破格形式改编刘以鬯的小说《酒徒》，带领观众在意识流中捉迷藏，体会艺术家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永恒挣扎。

导演塞巴斯汀．凯撒

「超贫穷极流动剧场」这名堂，令人联想起二十世纪两位戏剧实验大师埃尔温．皮斯卡托（1893-1966）和葛罗托斯基（1933-1999）的理论，不过这全属好玩的戏谑。波兰戏剧传奇葛罗托斯基在1970年代提出的「贫穷剧场」，他提倡剔除化妆、非自主的服饰、舞台布景、灯光等「非必要」的元素，追求观众与演员直接的现场交流，告别「舞台—观众席」这模式，每个作品都为表演者与观众设计一个全新空间。

但是，凯撒说他并未直接受葛罗托斯基影响，更无意借巨匠之名借题发挥，明言一切只是自己的实验起点和游戏规则，「『极流动』与剧场空间有关，我们非常注重演员的表演……但这只是一个文字游戏，可以是超贫穷、极流动、爆尴尬、劲搞笑……」他笑说。

「极流动」的想法可以再往前追溯：凯撒回想，十七世纪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剧团有一辆名为「特斯皮斯」的马车，里头装着所有道具和服装，由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，并在户外搭建舞台，拿出道具，召集观众、售票、演出。「我们现在活在全球化世界，也可制作这种完全移动的剧场，把手机、影片放映机放进手提行李，到世界各地旅行、演出。」不过实际操作，凯撒则卖关子说必须在戏场中体验。

电影养份转化

《酒徒》是华语文学首部意识流长篇小说，讲述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原本在上海报馆工作的主角因战乱逃难到香港，却被迫为生活放弃文学理想，只好以酗酒麻醉自己。虽然原著采用意识流的写法，没有明显故事线，但凯撒认为这样反而赋予他自由，方便为故事设定时序，「（《酒徒》）不像百老汇剧目或荷李活电影，一切都很清晰、有原因、没有随机性，刘以鬯的风格则现代得多。他用文字创造了一种与某种情感相呼应的形式，这种情感甚至比文字更强烈。这种形式对我非常有吸引力，尤其当我知道他本人不是酒鬼。」

他分析，刘以鬯只是借酒醉来发展故事，「这形式像是在某处旅行，在意识中、在香港、在酒吧、在爱的浪潮中旅行，香港这个大都市，有那么多孤独的人，四处奔波寻找爱情，寻找幸福。」

在构思剧本的过程中，他得知王家卫的电影《花样年华》及《2046》也受《酒徒》启发而拍摄，「这两部电影是全球流行文化意识的一部分……我对亚洲文化的认识很大程度来自王家卫的电影。」

他惊叹王家卫在电影中舍弃特定的情节，而是借用角色，例如电影中标志性的抽烟场景，正是来自《酒徒》原著描写司马莉如何拿着香烟靠墙站、在酒徒的房间里抽烟，「我们在演出中必然会以某种方式与这些电影相连系……亦会把当中爱情桥段放进剧本中。既然王家卫能受《酒徒》启发，我也可以被王家卫启发吧。」他强调会找到一种解读方式，为角色建立连贯性，让观众跟随酒徒回到旧香港，追寻在酒杯里游泳的理想。

艺术家的永恒挣扎

刘以鬯在原著小说中写道「文学与艺术，在功利主义者的心目中，只是一层包住毒素的糖衣」，反映了当时文人或艺术家在香港这种高度商业社会中有志难伸。凯撒在德国的经验则大相径庭，「在德国，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剧场资助文化，我们得到资金和拨款，或多或少可以用来做想做的事，创作自由受到很大保护。我在这样的剧场背景下长大，但我知道香港商业化得多，我肯定年轻艺术家正在为此挣扎。」

凯撒的改编中也会触碰这些思考，他举例说古希腊剧作家亚里斯多芬透过剧本，反思艺术家、剧场制作人与社会的关系，而戏剧大师莫里哀同样也一生为此挣扎。「艺术家对抗现实，这是一个普遍而永恒的主题，在今天的香港也不例外。不仅对作家，对剧场制作人尤其如此。」刘以鬯所写的挣扎，也是历代艺术家的反思。

《酒徒》

日期：2026年2月28日至3月8日

地点：香港文化中心剧场

详情：https://www.hk.artsfestival.org/sc/programme/Sebastian-Kaiser-X-HKAPA-The-Drunkar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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